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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承灝?聲學所供圖1月12日上午，北京冬日的陽光透過干枯的枝丫，灑在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以下簡稱聲學所）的報告廳。在這里，正在舉行紀念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汪承灝的專題報告會。大屏幕上，汪承灝的照片定格：他身著一件深棕色的夾克，清澈的目光透過鏡片，注視著臺下的人。臺下坐著他的學生、同事、老友，他們中許多人已是滿頭銀絲的學術帶頭人。然而，當他們聊起老先生的時候，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竟然是“怕”。“不怕汪老師的人不多。”和汪承灝共事多年的聲學所原副所長宗健，一句話就讓在場者都點頭微笑。緊接著，他收起笑意說道：“他要求太嚴格了，但他嚴得有道理。”2025年5月29日，汪承灝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先生離去后，人們才意識到，這種“怕”不是畏懼，而是敬畏——敬他苦行僧式的自律與執拗，敬他敢當眾批評別人也敢當眾承認錯誤，敬他把“清楚明白”刻成做學問的底線。“科研本來就是一件‘苦’差事”宗健18歲就進了汪承灝的研究組。“組里條件并不好。”宗健記得，那時才20歲出頭的汪承灝，帶著幾個同樣年輕的小伙子，“就這樣把隊伍拉起來，開始干，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那時的汪承灝，是國家選拔出來的“青苗”。1938年1月10日，日軍侵占南京的硝煙尚未散盡，汪承灝在全家人逃難的途中降生。汪承灝在童年、青年時代極為優秀。從小學到中學，他的主課成績幾乎永遠是全班第一。1954年，他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8年11月，國家急需科研力量，汪承灝等百余名優秀的大學生被提前抽調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在宗健看來，汪承灝的優秀與他苦行僧式的自律密切相關。“他早晨8點來鐘就進實驗室，一直到凌晨1點才收拾東西，回家睡覺。”宗健回憶起那段激情又“恐怖”的歲月，“星期天？甭休息。電影？甭看。找對象？沒工夫。”那時，大家“都在一個宿舍睡覺”，夜里討論到熄燈，早晨“他6點半就把你提溜起來”。“累、怕，但跟著他踏踏實實學，準能學好。”宗健說。更讓人“怕”的是，跟著汪承灝干，實驗必須標準清楚、要求明確，做錯了就返工，不分資歷、不講情面。那些年，誰的工作出了問題，都要從頭來過。“他在嚴格的同時，也非常關心年輕人。經常就年輕人的成長培養和個人發展展開專題討論。”宗健補充道。2023年，汪承灝在病榻上寫下《如何做好科學研究》一文，這也是他晚年留給后輩的一份方法論總結。文中，他說，“科研本來就是一件‘苦’差事”“文獻要反復讀，細節不能放過，直到所有數據都契合”。這種近乎笨拙的、苦行僧式的執拗，他堅持了60余年。“嚴”是表象，“真”是內核聲學所原所長、中國聲學學會第八屆理事長王小民曾與汪承灝共事近30年。“我的博士論文是他審的。我那時候挺緊張的。”王小民回憶，“在所有審稿人里，他審的時間最長。別人審稿只提建議或者意見，你按建議去改。汪先生不是，他不只提意見，還直接給你改，哪一句話寫得不清楚都得改。”到了最后，汪承灝給王小民寫的鑒定意見，跟敲打他時的嚴厲風格完全不一樣。“他寫的是‘在該領域首次得到了物理圖像清晰的結果’。”時隔多年，王小民仍然記得這句評語，他感覺“汪先生高高舉起，最后又輕輕放下，就像父親一樣”。作為汪承灝的年輕輩學生，聲學所超聲學實驗室副主任李俊紅心里也藏了一段曾讓他“丟了面子”卻又“長了志氣”的往事。那是在實驗室的工藝間，汪承灝和李俊紅一起討論器件優化方案。當著眾多同事的面，汪承灝毫不留情地批評了李俊紅：“器件工作原理理解錯誤！”“我當時委屈極了，一夜沒睡好。”李俊紅回憶，當晚，他翻了好幾篇文獻，準備第二天和老師繼續討論。結果第二天一早，李俊紅推開辦公室的門，發現汪承灝已經先到了。看到李俊紅進來，汪承灝抬起頭，第一句話就是：“李俊紅，你是對的！”汪承灝這種“只認理、不認人”的性格，在一些集體評審場合表現得更為突出。“觀點可以激烈交鋒，但一旦程序走完、結果出來、票過半了，他二話不說，拿著提包立刻就走，絕不糾纏。他都是實事求是地評估，沒有個人私心。”王小民說。個人靠后，科技興邦作為汪承灝早期的研究生，聲學所原超聲電子學實驗室主任何世堂系統講述了老師對我國微聲學學科作出的開拓性貢獻。“汪老師總能敏銳地把握學科研究方向，不僅推動了學科發展，也讓我受益良多。”他說。聲學所原聲學微機電實驗室主任張碧星介紹：“汪老師經常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來聲學所進行學術交流和討論，及時把握超聲學的發展動態。本世紀初，他帶領團隊開辟了時間反轉成像研究方向，對我國超聲學發展起到了重要推進作用。”張碧星記得，汪承灝總是對他們說“我們要以科學研究為主，把精力投入進去，不要被社會上那些經濟效益所迷惑”。汪承灝不僅這樣要求別人，自己也是這樣做的。在女兒汪倩的記憶里，他們一家五口人一直擠在一個小房子里。聲學所超聲學實驗室主任陳德華回憶，實驗室調整辦公室時，他擔心汪承灝腿腳不便，曾托人找老先生商量：“這邊有電梯，能不能把您辦公室挪過來？這樣您就不用天天爬樓梯了。”結果，老先生回絕得很干脆：“不用，我還是在原來的辦公室。房子緊張，別占用大家的資源了。”在大家眼中，汪承灝從來都只是對自己省，對待學生和同事卻極為大方。20世紀60年代，汪承灝一個月工資有60多塊錢，是組里的“大戶”。他領了工資就隨手往從不上鎖的抽屜里一塞，轉身對組里的年輕人交代：“工資就在我抽屜里，你們要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或者是手頭緊，看情況自己從里邊拿啊。”在汪承灝的學生和同事們看來，這些事都很“汪承灝”。他的一生，跨越了抗戰的硝煙、新中國成立的艱辛與新時代的繁榮。他也早已習慣了把國家、學科、年輕人，放在比自己更靠前的位置。“汪老師就是一個非常純粹的科學家。他所有的言行始終圍繞他的科研事業。”李俊紅說。如今，北京中關村街道的院士文化墻上，保留著汪承灝生前留下的手印和寄語。起初，汪承灝并不想參加這種熱鬧活動，直到有同事突然說了句“你看這附近有那么多中學和小學，你留寄語對孩子們有教育意義”，他這才點頭。緊接著，老先生不假思索，顫顫巍巍地提筆寫下4個字：“科技興邦。”（原載于《中國科學報》?2026-01-19 第1版 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