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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志（1886—1965）

秉志（右）指導同事開展研究。

秉志撰寫的《發刊辭》部分手稿。

秉志，字農山，原名翟秉志，滿族，出生于河南開封。1909年秉志考取第一屆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生，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師從美國昆蟲學家尼丹，1918年獲博士學位。隨后在美國費城韋斯特解剖學與生物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20年回國，秉志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任教，并創建了我國大學中的第一個生物系，任系主任，培養了大批優秀學生。1922年在南京創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是國內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1928年又作為主要籌建者，成立了我國第二個生物學研究機構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科學院動物、植物兩個研究所的前身之一，任所長兼動物部主任。

秉志為我國近代生物學發展作出了開拓性貢獻，為我國生物學界培養了大批人才，是我國近代生物學的奠基人之一。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57年春，中國近代生物學奠基人之一、著名動物學家秉志，為新創刊的《動物學雜志》撰寫了一篇《發刊辭》。在這份并不算長的文稿中，他一方面回顧了中國動物學在舊時代的艱難處境，另一方面也以一位老科學家的身份，對新中國動物學乃至整個科學事業的發展寄予了深切期望。諸如“國家以科學發展為立國之方針”“各種科學，須一齊前進”“不應以賺錢謀富為唯一之要務”等表述，集中體現了他對科學與國家、學科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深刻理解。

撰寫這篇《發刊辭》時，秉志71歲。從清末中舉、留學美國研究動物學，到回國后投身中國近代生物學的創建與建制，他幾乎完整經歷了中國現代科學在動蕩時代中艱難起步的全過程。正是這種長期的學術實踐與時代經驗積累，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后，對科學發展問題格外敏銳而清醒。在他看來，科學不僅關乎技術與應用，更關乎知識體系的整體建設與人才的長遠培養；一門學科是否“有用”，不能僅以短期成效來衡量，而應置于國家文化與科學整體發展的視野之中加以考察。

因此，《發刊辭》并非一篇單純為動物學“張目”的文章。通過對動物學價值、學科處境和發展前景的討論，秉志實際上回應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在國家百廢待興、科學亟待振興的背景下，究竟需要發展什么樣的科學，又應當以何種態度對待基礎研究與青年人才。重讀這份寫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稿，不僅有助于理解秉志對中國動物學發展的思考，也為我們反省科學發展中的學科取舍、人才培養與長遠規劃，提供了一份值得珍視的歷史參照。

科學救國，利用厚生

秉志出生于1886年，少年時期即受傳統科舉教育熏陶，曾考中秀才、舉人。1909年，秉志獲得第一屆庚子賠款留學名額，赴美專攻動物學，先后在美國多家研究機構進行學習與研究，并于1918年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他不僅系統掌握了當時西方生物學的理論與方法，也逐漸形成了以科學救國為畢生志業的價值取向。

在海外求學的10余年間，秉志始終密切關注國內的情況。他回憶道，彼時中國“委（萎）靡不振，受列強逼凌，國家岌岌不保”。他深切感受到科學落后對于國家與社會的深遠影響。在他看來，近代中國之所以長期陷于貧弱困境，與科學基礎薄弱密切相關。正是在這一認識之下，秉志將研究生物學視為一條既能“增加人類之知識”，又能“利用厚生、裨益社會”的道路，把個人學術追求與國家前途緊密聯系在一起。

1920年學成歸國后，秉志并未專注于個人研究，而是迅速投身于中國近代生物學的建制化進程。他在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的同時，參與創建了國人自辦的第一個生物學系——國立東南大學生物學系，推動成立了國內最早的生物學研究機構之一 ——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并積極組織發起成立中國動物學會等學術團體，倡導系統開展動植物調查、分類與研究工作。這一系列實踐，既為中國生物學研究奠定了制度與人才基礎，也體現出他對科學事業“整體建設”的高度自覺。

秉志始終保持著一種相對克制而清醒的自我定位，他曾謙虛地說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偏為”，既未從政，也未經商，而是選擇以科學與教育作為終身志業。在他看來，科學并非少數人自足的智識活動，而應當通過教育與研究，逐步轉化為提升社會整體文化水準與國家能力的基礎力量。這種以科學救國、以學術服務社會的理念，貫穿了他一生的學術選擇，也構成理解其思想的重要前提。

正是在這樣的學術道路與價值觀之上，秉志在新中國成立后，對科學發展的方向與方式提出了更為系統的思考。《發刊辭》所集中呈現的，不僅是他對動物學這一具體學科的期望，更是他基于自身經歷，對科學如何在國家建設中發揮長遠作用的整體判斷。

齊頭并進，不可偏廢

在《發刊辭》中，秉志反復強調科學與國家建設之間的內在關聯。他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以科學發展為立國方針，凡百建設皆不能離開科學，而科學的發展本身，又離不開理論探索與學術積累。在這一論述中，秉志關注的并不是動物學一門學科的前途，而是整個科學體系在國家發展中的位置與運行方式。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發刊辭》所呈現的，實則是一位老科學家對于“國家需要什么樣的科學”的系統思考。

近代中國長期積貧積弱、戰亂頻仍，社會輿論與政策實踐往往更傾向于強調科學的直接功利價值。無論是在民國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種傾向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秉志對此保持著高度警惕。他明確指出，科學并非彼此孤立的若干門類，而是一個有機整體，其發展需要各學科齊頭并進、相互支撐。任何基于短期效果而對學科進行取舍的做法，都會在整體上損害國家科學能力的發展。

在《發刊辭》中，秉志直言，舊時代教育破產、科學落后，而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已逐步擺脫積貧積弱的局面，社會心態亦應隨之轉變。他批評那種將“賺錢謀富”視為唯一目標的功利觀念，認為若以是否能夠迅速產生經濟效益作為衡量科學價值的標準，必然導致基礎學科被邊緣化，進而影響國家長遠發展的根基。

在他看來，這種“庸俗膚淺之議論”并非無關緊要，而是足以誤導科學政策、貽害百年。以動物學為例，秉志指出這一學科在當時常被視為“無關建設之學問”。然而，在他的科學觀中，動物學與農、林、醫、藥、衛生等領域具有密切關系，是多門應用學科不可或缺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動物學與進化論、生物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密切相關，其價值并不能以短期產出衡量。

通過為動物學“正名”，秉志實際上是在為基礎科學作辯護。應當看到，這種辯護并非出于學科私見，而是源于他對科學整體運行邏輯的清醒認識。秉志認為，科學的發展具有長期性與累積性，其成果往往在較長時間后才顯現出來；若僅以眼前成效作為決策依據，勢必削弱理論研究與基礎學科的生存空間，從而影響國家未來的持續創新能力。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他強調“各種科學，須一齊前進”，反對偏廢與失衡。在同期發表的相關文章中，他進一步指出，國家既以經濟建設、國防建設與科學本身的發展為目標，就應重視理論探索與學術研究的整體推進。由此可見，《發刊辭》所體現的，并非一時一地的政策建議，而是一種面向長遠的科技發展戰略。

全面發展，培育人才

在整體科學觀之外，秉志在《發刊辭》中尤為關注的是青年人才的培養問題。在他看來，科學事業的持續發展，最終取決于是否能夠形成穩定而充滿活力的人才梯隊。新中國成立后，科學研究與教育事業面臨全面重建的任務，如何引導青年學子正確認識學科價值、安心投入長期研究，成為擺在科學界面前的重要課題。

對于青年學生而言，秉志強調的是志向與耐心的重要性。他指出，凡對動物學“感有興趣，天性相近者”，應當及早系統學習，力圖深造，而不應因一時的功利考量而躊躇觀望；而對于未從事該學科者，也應消除輕視態度，認識到不同學科在整體科學體系中的必要性。他強調學科平等與學術志趣，體現了他對學術生態健康發展的深切關注。與此同時，秉志并未將責任完全寄托于學生個人。在他看來，大學與教師在人才培養中同樣肩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高校不僅應適當擴大相關專業的招生規模，更應鼓勵學生深造，形成穩定的研究隊伍；教師則應盡心教學、以身作則，引導學生在扎實訓練中逐步形成嚴謹的學術態度。唯有師生共同努力，才能推動學科真正實現持續發展。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秉志對創辦《動物學雜志》寄予厚望。他希望這一刊物不僅推動學術研究、為研究者提供交流平臺，也能為從事教學者與有志于動物學的青年學子提供可靠的參考與支持。在他的設想中，學術期刊并非單純的成果發表場所，而是聯結研究、教學與人才培養的重要紐帶。

通過反復強調青年人才與學術環境的重要性，秉志實際上將科學發展的核心問題落腳于“人”。在他看來，科學的全面發展，不僅意味著學科布局的均衡，更意味著一代代研究者在良好制度與價值引導下，得以安心從事長期而基礎的學術工作。這一認識，與他在整體科學觀中所反對的功利主義取向一脈相承。

作為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秉志畢生致力于發展中國人自己的科學事業。他篳路藍縷、殫精竭慮，既推動了生物學研究的制度化進程，也在思想層面留下了關于科學何以立國、學術如何傳承的深刻啟示。重讀這份寫于新中國科學事業起步階段的文稿，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秉志關于動物學發展的深層思考，也讓人更加確信——尊重基礎、統籌學科、涵養人才，是一切科學事業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之道。（作者徐丁丁，系深圳大學醫學部醫學人文中心講師）

（原載于《中國科學報》?2025-12-19 第4版 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