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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希陶（1911—1981）

1938年，云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在昆明黑龍宮掛牌成立。

1934年，23歲的蔡希陶和他1933年在云南貢山采集的植物標本野生亞麻。

20世紀70年代，蔡希陶（右三）帶領學生在熱帶雨林中調查。

1972年，蔡希陶在資料室內查閱資料。

浙江東陽人，植物學家，云南植物科學的拓荒先驅、熱帶植物資源研究的奠基人。曾任中國植物學會名譽理事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人大常委會委員、云南省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學院昆明分院副院長及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首任主任等職務。

1930年9月，進入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1932年至1934年，率云南省生物調查團深入滇東北、滇東南、滇西及怒江流域，采集植物標本2.1萬余號、10多萬份，為云南植物學研究奠定基石。1938年，再次入滇，參與選址，推動靜生生物調查所與云南省教育廳共建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即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開創了云南植物研究的新紀元。1950年，任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主任。1951年，率隊開展產膠植物資源與橡膠宜林地考察，參與中蘇聯合云南考察，為熱帶植物資源開發利用提供科學支撐。參與的“橡膠樹在北緯18°～24°大面積種植技術”項目獲國家發明獎一等獎。1958年，任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長；同年，主導籌建我國首個熱帶植物園——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在植物調查、引種、馴化、保護等領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奠定了我國熱帶植物資源研究的基礎。

在二女兒蔡仲明心中，父親蔡希陶是一個非常純粹的人，他對自己感興趣的、認為對的事就能堅持下來，并且絲毫不在乎名利、成果和回報，他腦子里沒有那些“雜念”，所以能夠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工作中。

1958年，我國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離開已經有相當規模的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昆明植物所）赴西雙版納，白手起家籌建我國第一個熱帶植物園。蔡仲明說，其實他完全可以不做，也沒有人要求他去做，但是父親認為國家需要熱帶植物園，那他就要去建一個！

在1980年發表的《我的興趣是什么》一文中，蔡希陶寫道：“要植物化無用為有用，也要把我們自己化無用為有用，才對得起黨對我們的培養、人民對我們的扶植。”

蔡希陶畢生以“滇云草木”為卷，在云南植物王國中辛勤耕耘，書寫了一部科技報國的壯麗史詩。

1 革命青春 滇云種夢

蔡希陶出生6個月之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2000余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整個社會經歷重大的變化。蔡希陶的大姐蔡葵是著名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和翻譯家，是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大姐夫陳望道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語言學家，《辭海》的總主編，《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完整中譯本的譯者，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起人之一。蔡希陶的成長過程深受大姐、大姐夫的幫助和影響。

1924年至1928年，蔡希陶分別就讀于杭州蕙蘭中學和上海立達學園。杭州蕙蘭中學由美籍傳教士甘蕙德創辦，除國文外，課文全部用英文，英語課程教學均由外籍人員擔任。在讀期間，蔡希陶求知好學，英語和閱讀能力提高很快。他還經常與大姐、大姐夫交流，接觸到了很多新文化思想。

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爆發，次日，20多所學校的7000余名學生進行罷課斗爭，這其中便有蔡希陶。1927年，蔡希陶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進入上海立達學園讀書后，因國文和英語成績優異，蔡希陶十分引人注目，他在此認識了后來的妻子向仲。可惜在立達學園就讀一年后，父親重病，經濟拮據，為了能讓弟弟蔡希岳讀完初中，蔡希陶中途輟學。大姐為了不讓蔡希陶荒廢學業，一方面安排他到自己兼課的中華美術專科學校主修英語、兼修美術，另一方面與蔡希陶合譯英國作家韋爾斯的世界通史著作《世界文化史》（后翻譯為《世界史綱》）。該書第一次出版時有稿費300元，1929年9月，18歲的蔡希陶用這筆稿費作為學費，考進上海光華大學物理系讀書。然而，進校不到一年，蔡希陶便因參加學生運動引起了軍警的注意。為了蔡希陶的安全，又因向仲已經考上清華大學歷史系，在姐姐和姐夫的安排下，蔡希陶于1930年8月踏上了去往北平的列車。

蔡希陶到達北平后，進入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以下簡稱靜生所）擔任練習生，師從中國植物分類學奠基人胡先骕。在胡先骕、俞德浚、陳封懷等一眾師友的引導和影響下，蔡希陶走上了植物學的研究之路。

1932年3月，年僅21歲的蔡希陶主動請纓赴云南考察和采集植物標本。從此，蔡希陶就與云南這個“植物王國”結下了一生之緣。他50年如一日，扎根邊疆，不畏艱險，獻身科學事業，在云南大地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2 云南“植物王國”的揭幕人

云南地處祖國西南邊陲，歷來被譽為“植物王國”。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云南山高林深，經濟落后，瘟疫頻發，盜匪橫行。中外植物學家中，只有極少數敢冒險到云南個別地區進行短期的考察和采集工作，工作途中，有人還葬身林海。

當年輕的蔡希陶從書中了解到，美國采集家傅禮士竟從云南少數地區采集了3萬多號植物標本時，受到了深深的震撼。看到中國的植物資源源源不斷地流入外國，變成了人家的寶貝，他心中便迸發出一個念頭：我們中國人為什么不敢去取寶？

因此，當1932年靜生所決定組團深入云南進行生物采集調查時，蔡希陶便主動請纓，并用堅定無畏的態度贏得了時任靜生所所長胡先骕的信任。胡先骕讓這個21歲的年輕人擔任云南采集調查團的團長。1932年春，蔡希陶率植物部采集員陸清亮、動物部標本制造員常鱗春等人，分兩條線路入滇：蔡希陶自四川采集入滇，常麟春、陸清亮等自貴州采集入滇。自此開啟了中國人第一次全面深入云南的采集調查。

剛出北京，原本招募的與蔡希陶同行的兩個青年人就因害怕溜掉了，蔡希陶卻并未受此影響而退縮。他以堅定非凡的勇氣，只身一人踏上了前往“蠻瘴之地”的路途。

1932年至1934年，為了弄清云南植物種類和分布，蔡希陶的足跡從磅礴的烏蒙山、碧羅雪山到水流湍急的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和紅河兩岸，風餐露宿，櫛風沐雨，深入土匪盜賊橫行之鄉、蠻煙瘴雨之地。

為了進入大涼山采集，他冒險與黑彝頭人喝牛血酒結盟。天黑了，睡山洞；口渴了，喝山泉。有一次，帶的干糧吃完了，蔡希陶誤食了有毒的菌子，上吐下瀉險些送命。采集途中，蔡希陶還買了一匹小馬駒馱行李，但是遇到陡峭的山崖，就變成了“人馱馬”，蔡希陶得把小馬架起來，連推帶拉地爬過山崖。

就這樣，兩年多的時間里，蔡希陶冒著生命危險，采集了2.1萬余號、10多萬份珍貴的植物標本。從此，蒙在云南“植物王國”的面紗被揭開了，人們第一次見識了這個植物寶庫的真面目。蔡希陶在云南采集的植物標本不僅有200多個植物學新種，還有新分布、新用途等記錄。這不但是研究川滇植物區系的珍貴資料，也為靜生所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源。1934年，胡先骕對采集的標本進行初步研究，發現多個樟科新種，并發現了在中國的首次記載植物——東越南山核桃，以及多種在云南首次記載的植物，如穗花紫杉等。

3 云南植物科研機構的奠基者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戰火從東北燃到華北。當時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被迫南遷，作為民間科研機構的靜生所也岌岌可危。為了預留后路，1938年春，胡先骕要求蔡希陶再次赴滇組織后方基地，籌建昆明工作站。從此，蔡希陶便帶著家人在云南安家，成為了云南以及后來中國科學院在云南設立的兩個植物科研機構的奠基人，為我國植物科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8年的云南，儼然是一個獨立王國，外地人想要在昆明成立學術機構實屬不易。由于蔡希陶曾在云南采集過兩年多的標本，其為人與才干深得時任云南省教育廳廳長龔自知的信任，因此得到了云南省教育廳的支持。加上蔡希陶積極奔走，還爭取到了省政府支持，1938年7月24日，地處昆明北郊黑龍潭的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農林所）正式成立。

隨后，在經濟條件十分緊缺的情況下，蔡希陶仍組織了云南省內的植物考察和標本采集活動，使館藏標本很快達到6.9萬號。此外，他還引種栽培了一大批經濟林木。農林所作為昆明植物所的前身，曾被稱作中國植物分類學活動的中心，是植物學“最高學府”。中國現代植物園的主要創始人、被譽為“中國植物園之父”的陳封懷說：“以昆明黑龍潭為基礎建立園所，以希陶同志為首創之功。”

1945年抗戰勝利后，靜生所的科技人員紛紛返回北京，但是時任農林所副所長的蔡希陶放棄了返京的機會，成為留下的唯一一位研究員。風雨飄搖中，他獨自一人苦撐著農林所，直至昆明解放，將保存得完好無損的10多萬號植物標本移交給地方政府。1950年云南全境解放后，農林所更名為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任主任。隨后，他便積極籌建昆明植物園。在蔡希陶的領導下，昆明工作站及所屬的植物園逐漸發展壯大，在科研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

在昆明工作站蒸蒸日上時，蔡希陶沒有沉浸在已有的成就中，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祖國西南邊陲一隅——西雙版納。

西雙版納與老撾、緬甸接壤，距昆明700多公里。蔡希陶曾到這里進行過植物資源調查，他知道這里經濟社會條件的艱難，更了解這里分布著大面積熱帶雨林，有十分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是進行植物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科學研究的理想之地。

蔡希陶在《我的興趣是什么》一文中提到，“居住在城市大廈中很難接近植物，所以我就移樽就教到植物茂盛的山間密林附近去居住和工作。遠離城市，工作和生活條件是要差一點的，但是條件是人創造的，我們可以創造條件。科學研究最基本的條件是自然界的對象，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條件去侈談其它輔助條件”。

于是，1958年，年近半百的蔡希陶帶領一批年輕科技人員和工人，一頭扎進了西雙版納的莽莽雨林。他們在一個由瀾滄江一大支流羅梭江環繞的“葫蘆島”上，用“十八把大刀”披荊斬棘，于1959年1月創建了我國第一個熱帶植物園——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以下簡稱版納植物園）。在蔡希陶的領導和身體力行的影響下，這個建立在熱帶林海和窮鄉僻壤里的植物園，克服了諸多令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很快便在建園和科研上出成果、出人才，美名遠揚，成為了享譽海內外的“科學島”。

4 熱帶資源植物開發的先驅者

蔡希陶被胡先骕稱為“不可多得的人才”，涉足植物學領域僅一年便能發表學術論文。但是在蔡希陶的研究成果和譯著目錄中，卻有一個特別的現象，那便是他在而立之年以后幾乎很少發表學術論文。這是為什么？

蔡希陶在《我的興趣是什么》一文中給出了答案：“我在云南長期旅行，接觸了不少農民朋友，他們看到我跑這么長的路，花這么多的錢，就時常問我：你采這么多的花花草草，拿回去做什么用呢……從此我就把這個問題刻在腦海里。我的工作應該做在實用的刀口上，群眾才會同情我。于是，我立定要用植物學這門理論學科去為人民做一些有用工作的志愿。 ”

這個志愿，便是蔡希陶常說的，要在大地上書寫“立體文章”，而不是只寫發表在紙面上的論文。

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是蔡希陶“用植物學這門理論學科去為人民做一些有用工作”，也是他要書寫的“立體文章”。年輕時，他與植物分類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俞德浚合譯的《系統植物分類》和《農藝植物考源》等論著已反映出蔡希陶在植物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上具有的堅實專業基礎。后經過二三十年的科研實踐，與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征鎰，植物分類學家裴鑒，海洋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呈奎合著《植物資源學》，這使他成為我國近代植物資源開發的先驅者。在近50年的植物學的研究中，蔡希陶與同事們發掘、遴選、試驗、推廣了幾十種重要經濟植物，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他是云南煙草產業不能遺忘的功臣。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蔡希陶與楊隆興就認為云南發展煙草業很有前景，然而缺乏優良品種是制約云南烤煙發展的瓶頸，于是他們于1940年發起成立了云南煙草推廣委員會，楊隆興任總干事，蔡希陶任干事，著手發展云南的煙草事業。

1945年，蔡希陶通過好友陳煥鏞獲得了來自美國的名貴烤煙品種“大金元”種子。隨后，蔡希陶與俞德浚等人便開始了云南煙草繁殖、優質煙葉栽培試驗等研究，并組織農林所進行大金元的引種栽培試驗，后取得成功。農林所每年提供大量大金元種子給政府機構，以供發放給農民推廣種植之用。蔡希陶還免費開放農林所場地，供煙農觀摩學習，并親自擔任“煙草技術人員訓練班”的講課老師兼指導員，積極推動烤煙事業的發展。

蔡希陶以其自身的植物學知識以及科學家敏銳的洞察力，在云南煙草產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在美煙品種退化嚴重、陷入困境的情況下，引進、篩選、選育、保純成功大金元品種，且積累了豐富的資料，于1950年隨農林所一起完整地移交給了地方政府，為云南近代煙草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他是云南橡膠產業發展的奠基人。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經濟封鎖與貿易禁運，特別是對戰略資源天然橡膠實施嚴格封鎖，一場關乎國家戰略資源安全的橡膠種植“戰役”隨即打響。

1951年8月，黨中央作出“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橡膠生產基地”的戰略決策，同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100次政務會議作出《關于擴大培植橡膠樹的決定》。急國家之所急的蔡希陶立即組織昆明工作站的科技人員，積極配合農墾部門前往云南熱區進行了多次橡膠宜林地的調查，提出了“河口、西雙版納等地有大面積的平原和丘陵地，適宜三葉橡膠的種植，有些地區的生長情況可以同海南島的橡膠媲美”的建議。

1953年，在昆明召開的橡膠宜林地總結會議上，中蘇專家一致認為德宏州可以發展橡膠生產。但是蔡希陶根據調研的情況提出異議，再三強調德宏州“氣候不適宜三葉橡膠的生產”，并建議在西雙版納種植三葉橡膠。后來，蔡希陶提出的建議被農墾部門采納，他的論斷也被后來云南橡膠種植業的發展實踐證實。如今，西雙版納橡膠產量占全國的1/4，是最優質的橡膠種植基地。1982年，“橡膠樹在北緯18°～24°大面積種植技術”項目獲得國家發明獎一等獎。

20世紀60年代后，在蔡希陶的領導、組織和親自參與下，版納植物園從國內外引種栽培了3000多種熱帶植物，并對其中許多經濟植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獲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

20世紀60年代初期，為了解決當時糧油的困難問題，他開展了種仁含油率超過70%的野生油瓜的家化研究；進行可以代替糧食的芭蕉豐產和加工研究，畝產芭蕉達4000公斤；在附近傣族村社進行雙季水稻試驗，推動了西雙版納的糧食生產。

20世紀70年代，蔡希陶不顧動蕩年代里的嚴重摧殘，繼續忘我地工作。為了響應國家關于發展南藥生產、解決進口藥材緊缺問題的號召，他組織了砂仁、畢拔和血竭等國產南藥的開發研究，尋找到國產血竭資源；為了解決當時的能源供應問題，他領導了石油開采所急需的水基壓裂液原料植物瓜爾豆的引種、栽培和加工的研究，獲得了良好的應用效果，這一成果于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5 甘當科學道路的鋪路石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雙版納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后，科技人才更是十分稀缺的資源，要在這里建設一個高水平的科研機構談何容易。因此，蔡希陶尤其重視對科技人才的培養。他常以“在西雙版納，一屁股坐下就能壓倒三棵藥草，一打開窗戶就可找到研究課題”來激勵年輕科技人員，并言傳身教，用“愿當鋪路石子”的精神鼓舞年輕科技人員扎根邊疆，潛心科研。

多年來，家在昆明的蔡希陶很少回家，以致被妻子埋怨他回家就像“住旅館”。他長年累月地在地處邊陲農村的“葫蘆島”上與版納植物園的職工同吃、同住、同勞動。他身體力行，利用晚上的時間為年輕科技人員講植物學課，開設英語和植物拉丁語培訓班，抽空為年輕科技人員修改論文，還經常帶領他們到熱帶雨林科考，到少數民族村寨進行民族植物學調查，也到試驗地、實驗室與他們一起做試驗與測試，手把手地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熱帶植物科學人才。

在編寫《中國植物志》過程中，蔡希陶有意識地用項目帶動學科建立、帶動人才成長。蔡希陶的學生、版納植物園標本館館長李延輝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蔡希陶的悉心教導。當時蔡希陶領導的版納植物園承擔包括姜科、棕櫚科等7個科的編寫工作。李延輝作為參與編寫的成員，倍感壓力和困難，蔡希陶時常鼓勵他說，“你們以前從未做過編志，學習嘛！”“要逼才會上梁山”。

李延輝還提到：“1974年在蔡老生病前，他關心自己的姜科工作，并指導其他科的編寫。我著手發表第一篇論文，事先請蔡老指導。寫完論文后請蔡老過目，他審閱后表示還可以，但是說作者里面不該有自己的名字：‘這是你的工作，應該你一個人發表’。說著用筆劃掉自己的名字。后來聽說所里的其他同志也遇到過這種事情。”

在不拘一格的選拔培養下，蔡希陶有3名學生后來分別成為我國著名的植物生態學、民族植物學和保護生物學專家，他們也先后擔任了中國科學院4個獨立研究機構的所長，為我國植物科學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作者：李曉潔、焦陽，系蔡希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小組成員，作者單位為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

本版組稿負責人：張佳靜

（原載于《中國科學報》2025-09-26 第4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