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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望?受訪者供圖

2016年，《動物分典》編纂完成時合影，從左到右依次為黃復生、王祖望、郭郛、馮祚建。受訪者供圖

王祖望在修改《動物分典》稿件。受訪者供圖

王祖望與妻子。 孟凌霄/攝

在西高所時，王祖望在馬場騎馬。受訪者供圖

90歲了，王祖望的脾氣不減當年。

當年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以下簡稱動物所）當所長時，為給年輕人爭職稱，他在評審會上大聲疾呼：“再論資排輩，動物所前景堪憂！”談到如今的科研不正之風，90歲的王祖望把老花鏡一下摘下，“噔”的一聲擲在桌上。

但只要翻開那套《中華大典·生物學典·動物分典》（以下簡稱《動物分典》），他的眼神就會變得溫和。手指輕輕劃過照片中那些熟悉的面孔，這些昔日并肩作戰的老伙伴們，如今許多已不在人世。

王祖望記得，最后一次去醫院看望朱明生教授時，是2010年夏天。病床上的朱明生一手打著點滴，一手攥著蛛形綱稿件逐字細讀。見到王祖望等人來看望，他有些不好意思，趕忙將稿子塞進被子里。

就在這次探病的一周后，朱明生逝世。

王祖望也記得，魚類學家李思忠在彌留之際，曾輕聲對自己說：“王所長，我對不起你，這項工作我可能完不成了。”透過厚厚的老花鏡片，王祖望看見他眼中噙滿了淚水。

2007年啟動編纂項目時，項目組成員的平均年齡已達72歲。如今，叫王祖望“老大”的朱明生、李思忠走了；因病手抖拿不穩書，把字寫成小黑團的昆蟲學家劉舉鵬走了；坐在辦公室斜對面，與王祖望結伴買照明放大鏡的黃復生走了；王祖望的大學同班同學、鳥類學專家童墉昌走了；《動物分典》副主編、獸類分類學家馮祚建也走了……

這樣的告別，王祖望經歷了一次又一次。

大典，大典

大典，大典，這是王祖望退休后念叨最多的兩個字。

20世紀80年代，錢鐘書、馮友蘭、任繼愈、錢學森、季羨林等300多位學者聯名向國務院呼吁，啟動《中華大典》編纂工程。這一項目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其目標是全面整理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系統呈現中華文明的浩瀚圖景。

其中，《動物分典》任務尤為艱巨。它不僅要從古籍中挖掘出古代中國人對動物的認識和記錄，還要以科學的分類方法對這些記載進行厘定——這將是一部跨越數千年的“中國古代動物百科全書”，完整反映先秦至辛亥革命時期的動物學知識。

這項工作的參與者，必須具備深厚的動物學專業知識，才能從中國古代文獻的蛛絲馬跡中辨別動物物種，準確還原其生態特征與分布區域，同時還要能閱讀大量古代史書文獻。

那時，動物所的老所長王祖望被“無可替代”地請來擔任《動物分典》的主編，因為“只有他有這個威望”。

王祖望聘請了昆蟲生理學家郭郛任學術顧問、昆蟲分類學家黃復生和哺乳動物分類學家馮祚建任副主編，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20余位老專家共同承擔這部巨著的編纂任務。

編纂《動物分典》那幾年，王祖望每天清晨背著雙肩包，步行半小時來到動物所所在的北京北四環西路的舊址。順著環形樓梯爬上三層，右拐進入一條長長的走廊，中間那間305號辦公室，就是他們的編輯部。

編輯部有點像一座微型的“老物件博物館”。為了節省經費，家電、家具大多是所里和編委會成員家中淘汰的。幾十年的立式空調在夏天發出沉悶的嗡嗡聲；老式雪花牌電冰箱頑強運行，里面放著編委會成員每天自帶的盒飯；占地面積最大的是各種各樣的資料柜，木質的、不銹鋼的、帶鎖的、合不上門的——幾乎全是二手貨，裝滿了他們從各個圖書館搜羅來的繁體字、豎版、無標點的古籍、影印本和各類材料。

墻上掛著一本老式翻頁日歷，時間停留在2007年——項目啟動的那一年。日歷格子里密密麻麻記錄著王祖望的日程。

只要到了辦公室，泡上一杯濃茶，王祖望就能埋頭在故紙堆里一整天。

中午是編委會最輕松的時刻。坐在角落里的黃復生，把吃飯叫“喂腦袋”。王祖望把自帶的盒飯從冰箱里拿出來，用微波爐“叮”幾分鐘加熱。吃午飯時，王祖望得把辦公桌上層層疊疊的書推到一邊，才能清理出一小塊空間用餐。飯后，又馬上繼續下午的工作。

只有在中午這段空隙，王祖望才會暫時變回一位老人，和老伙計們聊聊健康話題。

這群耄耋之年的動物學家，在年輕時常出野外作業，因而身體強健。

黃復生72歲時，仍能考察廣西十萬大山和海南五指山，健步如飛。他住得離編輯部最近，每天到得最早。80多歲了，仍騎自行車通勤，直到離世的前一天。

做蝗蟲研究的劉舉鵬，雖然年紀稍輕，但患上帕金森病后，手抖拿不穩書，眼睛又有黃斑病變，只能把書按在桌上閱讀。劉舉鵬一口濃重的山西口音，跟操著浙江口音普通話的牟重行先生討論學術，只能由祖籍福建、在北京生活幾十年的黃復生充當翻譯。

這群老人用老花鏡看古籍小字很吃力。有段時間，辦公室樓下的流動小販賣的放大鏡自帶一串小燈泡，王祖望和黃復生都買了。傍晚還沒開燈時，辦公室已多了兩處小小的光源。

就在這間不足20平方米的辦公室里，他們翻遍中國上下五千年的古書。

文字難識，標點難斷，王祖望便邀請古文功底深厚的郭郛先生為大家釋疑解惑。郭郛受過私塾教育，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曾與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合作研究中國古代動物學史。編纂工作開始時他已85歲高齡，仍每周為編輯部開設一節古文課。

古文課的“教室”設在編輯部辦公室對面的小會議室。教室面積不大，課件就被投影到一面白墻上。那時，郭郛先生常揚起拐杖當教鞭，指點字句。底下滿頭白發的學生，個個屏息凝神，只有手中筆記翻動輕輕作響。

這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也有爭辯的時候。

哪怕是一個術語或一個概念、一個物種古代名稱的考據，他們都據理力爭，從不講情面，誰也不肯輕易讓步。編輯部秘書沈慧記得，由于年紀大了耳背，老人們討論時嗓門一個比一個高，長長的樓道里，回響著他們的爭論聲，好像在吵架。

編纂過程中，歷朝歷代的動物名稱審定需要條分縷析，考慮再三，出版日期三度延期。“我們這個團隊的編委會，基本上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只要一個躺倒，一個綱的編纂就沒有人來接手。”那段時間，王祖望常常因為擔憂項目后繼無人，夜晚在夢中驚醒。

直到2016年，編纂工作才終于告一段落。20余位老科學家收集、整理古代文獻資料近4000卷冊，從中考證厘定中國古代動物1界16門50綱206目622科1500多種；編纂了古代動物命名和分類體系、動物形態、動物解剖、動物生殖、動物生態、動物狩獵與保護、動物為害與防治及古代動物學人物傳記，累計字數超過900萬。

《動物分典》編纂完成后，王祖望自費請編委會成員吃了頓飯，就在中關村的禾谷園。小小的包廂里，十幾位平均年齡82歲的老科學家圍了一大桌，每位都頭發花白。

“我們只不過是一群‘以蠡測海’的老年初學者。” 在動物所舉行的大典慶賀和贈書儀式上，82歲的王祖望說。

為了國家需求“步步高升”

早已退休，為何要編纂一部中國古代的動物學巨著？在《動物分典》出版后的那段日子里，王祖望被問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問題。

他說，這是一份埋藏了半個多世紀的夙愿。

1955年，王祖望考入南開大學。在必修課《生物學引論》中，他發現教材翻譯自蘇聯教科書，絕大部分篇幅都在介紹蘇聯生物學家的成就，鮮有中國動植物學家的名字。年輕的他心有不甘：“泱泱中華大國，難道我們的動物學家和植物學家的成就不值得被記錄傳世？”

年僅20歲的王祖望暗下決心：“總有一天，我們要編一部中國動物學的大書，一定要把古代學者的成就整理出來，讓年輕人談起他們能如數家珍，心生自豪！”

就連他的學生也很少知道，王祖望一生從事的小型哺乳動物研究，并非他最初的專業方向。他的科研之路從海洋動物研究起步，數次轉向，皆因國家需求。

在天津的渤海灣，他研究過“靠海吃海”的海洋食品問題。那是糧食短缺的年代，他和老漁民一道風吹日曬幾個月，雙腿經常浸泡在海水里，皮膚更是黝黑發亮。

在山西太原，他轉向研究“人見人厭”的老鼠。只靠一輛馬車、懷揣幾沓糧票，他和同事走遍了桑干河流域大大小小的村子，調查華北地區鼠害分布。也是在這段時間，王祖望結識了中國的“老鼠頭”夏武平。

當看到王祖望做科研不顧安危，夏武平告訴他：“作為野外科研工作者，你首先要學會保護自己。”令他感動的是，次年，華北生物研究所（山西省生物研究所前身）就給從事野外鼠類研究的科技人員發放了特制野外裝備，可以防蚤類等寄生蟲侵擾。

1965年，中國科學院擬將北京動物研究所昆蟲生態和動物生態研究室與北京植物研究所植物生態研究室，華北生物研究所動物、植物研究室成建制地搬遷至青海西寧，與已在當地建成的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西高所）合并。

由于野外工作條件讓許多研究者望而卻步，西高所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

當時，王祖望只有30歲出頭。他所在的華北生物研究所領導試探性地問他：“高原野外的條件很艱苦，海拔三四千米，你愿意去嗎？”

“只要與所學專業相關，天涯海角我都去。”王祖望回答。

在西高所工作期間，王祖望跋涉在平均海拔3000～4000米的高寒草甸地區。白天騎馬做樣地調查，夜晚在土坯房中點著蠟燭閱讀、翻譯國外文獻，向《生物學譯叢》投稿。

那幾年，國際上已開展了IBP（國際生物學計劃）研究，但中國因時代原因未能參與。從文獻中得知這一情況后，王祖望喃喃自語：“我們落后到什么地步了？就像在馬場里，只能看見馬尾揚起的灰塵，卻看不見前面騎馬的人。”

隨后，他與數學專業出身的同事周立、魏善武合作，用了10年時間，初步建立了高寒草甸非生命亞系統、初級生產者亞系統、消費者亞系統、分解者亞系統的模擬模型。當時，我國在生態學領域的系統分析與數學建模研究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特別是在高寒草甸生態系統建模方面幾乎處于空白狀態。王祖望等構建的高寒草甸生態系統的數學模型，開始跟上國際前沿。

在擔任西高所所長后，王祖望為解決所內人才“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問題，推動中國科學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態系統定位站成為國家開放臺站之一，與海外高校建立長期交流，讓所內骨干人才獲得不遜于內地的培訓深造機會。

從30歲出頭來西高所到55歲離開，王祖望在青藏高原工作了25年。

多年以后，回溯這幾十年間的人生選擇，王祖望笑言：“從平均海拔幾米的天津，到平均海拔800多米的太原，再到平均海拔2000多米的西寧，我的人生軌跡實現了地理意義上的‘步步高升’。”

沒有課題組的科學家

卸任西高所所長那天，王祖望的同事自發到火車站送他去北京。在綠皮火車上，穿著羽絨服的王祖望探出半個身子在窗外，跟老朋友一 一握手告別。直到長鳴的火車開出站臺，同事們還久久目送著老所長。

在火車上，王祖望對著動物所的一紙調令陷入了沉思：對大多數科研工作者來說，從艱苦的地方調回北京，結束和家人兩地分居的生活，無疑是件好事。

但王祖望知道，中國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中，所長多為所內選拔。把一位西高所所長從千里之外調任至動物所，頗有深意。

那時，動物所的新學科布局滯后于國際，在分子生物學等前沿領域出現人才斷層，宏觀生物學領域還沒有挑大梁的青年人，人才隊伍面臨青黃不接的窘境。行政與后勤管理問題也對科研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困擾。

他清楚，要解決問題，就得改革；要改革，就得不怕得罪人。

從西高所到動物所，王祖望都以脾氣耿直、不怕得罪人著稱。

在動物所改革時，他撤并人員臃腫的機構，將有限資源向3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及年輕人傾斜，得罪人是常事。

王祖望最大的一次發火是為了給年輕人爭取評職稱的機會。

那是1995年秋一個深夜，動物所一個會議室里燈火通明，討論聲此起彼伏。職稱評審委員會爭論的焦點是幾位年輕科研人員的晉升問題。王祖望認為，要“扶老攜幼”，讓老中青都有所為，同時給年輕人更多機會。但在場的也有人認為，幾名年輕人資歷不夠，不該輕易破格提拔。

僵持多時，王祖望大聲道：“如果再論資排輩，動物所前景堪憂，有些課題組會被拖垮！”

在座者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幾位年輕人職稱的評定，更是關于動物所未來科研風向之爭。

凌晨一點多，會議投票通過了兩名年輕人的晉升提案。這兩名年輕人，后來都成為動物所的中流砥柱。

王祖望根據動物學科的發展趨勢，建立以青年人為主的“保護生物學實驗室”“動物行為生態學實驗室”，把有限的資源向年輕人、新方向傾斜，從不考慮是不是自己的學生、自己的課題。

他很早就建議，要重視極端環境動物適應性研究，強調多學科交叉和融合。90歲了，他還呼吁微觀和宏觀研究相結合，“搞微觀的不出野外，成天躲在實驗室里，知識就欠缺一部分”“搞宏觀的，必須懂得微觀儀器的使用方法、分子生物學的基礎理論知識和實驗室技術”。

在科研合作中，王祖望從不看重署名，總是主動將通訊作者的位置讓出去。就連他作為項目申報人和主持人申請到的國家級項目、100多萬元的課題經費，也讓給了剛回國、沒有根基的年輕人。

他的學生想轉新的方向，他一般只問兩個問題：“能解決國家什么問題？要怎么做才能解決？”只要能回答好這兩個問題，哪個方向他都支持。

在動物所的8年時間里，王祖望沒有建立自己的課題組。他的學生王德華博士后出站時才知道，原來王祖望自己都掛在其他研究員課題組內。

與他共事過的人都知道，老所長想做到“一碗水端平”——自己連課題組都沒有，何談資源向組內傾斜？

當所長那些年，王祖望把署名、課題、榮譽都讓給年輕人了。如今他昔日的下屬、栽培的學生中，不乏院士和學科帶頭人，但他卻并未戴上幾頂“帽子”。

當王祖望的學生，不僅享受不到優待，反而要帶頭讓出利益。王德華回憶，20世紀90年代動物所博士后公寓緊張，一天，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說一聲“我做主了”，便安排他住到動物飼養房改建的平房宿舍。

王德華帶著行李，搬到飼養房。到了才發現，宿舍只有十幾平方米，門外水泥還沒干，條件與博士后公寓沒法比。

“沒有怨言，因為老師自己也是這么做的。”王德華說。

與王祖望搭班的副所長李典謨回憶：“與王所長共事的幾年是最愉快的，因為他總把工作放在前面，總把別人的利益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最后，所以問題總是很容易解決。”

王祖望始終銘記恩師夏武平的一句話：“你當所長，所里的任何成果都應讓你感到自豪；但任何失敗，你都必須承擔責任。”

在一篇回憶恩師的文章中，王祖望寫道：“能洞悉科學發展的大趨勢，即使身處逆境，依然能把握這一大趨勢而為之謀劃者，并在大趨勢的激流中，培養人才，形成團隊者，即為具有戰略眼光的科學家。”

這也是他對動物所改革的良苦用心。

1995年，王祖望任動物所所長任期屆滿，所里人聯名向院里寫信，懇請王所長能夠繼續留任。

在述職報告大會上，王祖望說：“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于心。”

在任的那些年，人人都說他剛正到有點不近人情，但卸任后，所里卻有很多懷念他的人。

“沒有嗜好”的老所長

在許多人眼里，王祖望幾乎是“沒有個人嗜好的人”。

他不善交際應酬、不講究穿戴，還曾因穿著過于樸素，被動物所的保安攔下來，要求出示證件。

他作所長述職報告只談實事：所里的學科建設和結構性改革、人才培養、員工的工資收入、分配住房等。他的聽眾說，老所長作報告，像在“追著人的耳朵講”。

王祖望不講究排場。在所里人才引進期間，因辦公空間緊張，他把20平方米的所長和秘書的辦公室套間騰出來讓給新來的年輕人，自己到財務室旁邊一個嘈雜的小房間辦公。

他的辦公室也是“湊合”出來的。為了節省所里的桌椅，他從家里搬來寫字桌和舊椅子。所里考慮到他腰不好，為他配備了幾把帶彈簧墊子的靠椅，他也只是在開會時坐坐。

卸任所長時，王祖望找到王德華，對他說：“你幫我把這幾把彈簧椅子還給所里吧。”王德華悄悄告訴他，現在沒人要這么舊的椅子了。

王祖望到動物所任職后，住在岳母家一間20平方米的房里，早晚擠公交車上下班。一年后，院里在中關村北區安排了一套騰退房，王祖望才有了屬于自己的住處。直到2000年退休后，他的住房條件才進一步改善。

王祖望挺知足的，常邀請學生們來家中聚餐，親自下廚招待。早年間他常帶隊出野外，生火、做飯不在話下。學生張健旭回憶，春節時，老師還會與夫人一同包餃子招待學生。王祖望的老伴兒是南開大學時期的同學，從事微生物學研究，兩人已相伴六十余載。

他在西高所的學生李義明說，從西高所開始，老師總是自掏腰包，從沒讓學生花過錢。

他的學生楊奇森成了獨立課題組組長后，曾對王祖望開玩笑說，“老師，我可比您當年富多啦。”聽到這話，王祖望總是笑瞇瞇的。楊奇森知道，老師總怕學生像當年的自己一樣窘迫，一年到頭為經費發愁。

很少有學生記得清，王祖望具體是哪一年退休的，只記得他“一直在干”——從編纂140萬字的所史，到組織全國生態學領域40多位專家編撰出版了50萬字的《生態學名詞》，再到編纂超過900萬字的《動物分典》。

編纂《動物分典》時，王祖望在電腦錄入信息時經常遇到問題，卻沒有年輕助手。學生中最懂電腦的楊奇森，當時也50多歲了。老先生每每打電話咨詢電腦操作問題，又怕耽誤學生們做研究的時間，第一句總是“你最近忙不忙”。

有時，他記不住電腦快捷鍵的用法，又怕反復詢問、打擾學生，便在電腦鍵盤上貼了便簽紙。

2016年，《動物分典》出版后，82歲的王祖望和幾位編委會成員回到動物所，親自答謝在編纂中提供過幫助的年輕同事。他們推著小推車，挨個兒辦公室送書。王祖望堅持不讓別人代勞，他說：“必須親自送去，親自感謝。”

人生的第九十個年頭悄然而至，王祖望又對人工智能產生了興趣。他向60多歲的學生請教，學生也不懂，他便請教學生的學生。

他說：“過去你們是我的弟子，現在你們是我的老師。”

（原載于《中國科學報》?2025-04-17?第4版?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