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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長期科學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精神財富。本版特整理三組稿件，分別從愛國奉獻、創新求實、協同育人等方面展現科學家精神的不同維度，每組精選幾位老科學家的故事，以他們的求索之路、學術堅守與人格魅力，詮釋科學家精神的深遠意義。希望這些篇章能讓讀者感受到科學家的執著與智慧，傳承和弘揚科學家精神，讓探索的火炬照亮未來的道路。本期為“愛國奉獻篇”。

新中國發展核科學的第一筆外匯

錢三強?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核物理學家）

1952年，錢三強（右）和約里奧-居里。

錢三強晚年曾談到，科技實力已成為當今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營造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環境，是發展科學技術必不可少的條件。為了讓科學在落后的中國生根發芽，打破帝國主義對科學的壟斷和對華封鎖，我們黨和科學家同心同德，譜寫了信任與忠誠的傳奇故事。

1948年，錢三強從法國回國，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并兼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所長。當時許多高校和科研機構都計劃發展核科學，然而在美國的阻撓下，這些核計劃都擱淺了。這讓錢三強深刻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

北平迎來解放后，1949年3月，錢三強被選為中國人民和平代表團代表，出席巴黎的世界和平擁護者大會，大會主席是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他在法國留學時的導師。這個消息使錢三強欣喜萬分，他想借這次去巴黎的好機會，托約里奧訂購一些急需的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但轉念一想：此時此刻國家能拿得出外匯購買科學儀器嗎？ 錢三強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向北平文管會的丁瓚作了匯報。

“估計要帶多少外匯？”丁瓚問。

“這次要買的儀器，是做原子科學研究最急需、而旁的國家不可能賣給我們的。”錢三強最想買的是中型回旋加速器的電磁鐵。他說：“總估算約20萬美金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今次帶5萬美金也成。”

雖然丁瓚作了談話記錄，但從他的表情看，錢三強覺得事情沒有什么希望，并為自己的冒失感到內疚：“戰爭還沒有停息，怎么可能在這種時候撥出外匯購買科學儀器呢？”

沒想到，國家領導人很快批示支持錢三強的建議，提出在代表團款項中先撥出5萬美元供使用。后來，因為會議在捷克布拉格設分會場，錢三強沒有機會見到約里奧，無法按原計劃購買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錢三強與主管對外聯絡的劉寧一商量，決定從5萬美元專款中支取5000美元現鈔托約里奧的好友轉交。

約里奧收到美元后，縝密行事，他親自把美元包好，藏在自家花園的樹下。約里奧以自己的實驗室需要為借口打聽，還寫信到英國請人代購。

后來他幫助購買的一些原材料和小型儀器，都通過中國科學家順利帶回國了。

新中國發展原子核科學的第一筆外匯，按現在來說數額不大。然而，親身經歷了這一事件的錢三強，卻對此刻骨銘心，終生未忘。1950年，匯集新中國核科學研究力量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現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在北京成立，發展日新月異。

（作者：劉曉，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

擔當使命，選擇自己的科學道路

周光召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粒子物理學家）

周光召（右二）在杜布納研究所。

周光召不僅是我國科技領軍人物，更是對國家和人民有著深厚情感的愛國者。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中蘇兩國關系破裂，蘇聯單方面撕毀援華合同，撤走技術專家，中國正在緊張推進的原子彈事業面臨著巨大困難。中央決定，派自己的優秀科學家參與原子彈計劃。

1960年底，前往蘇聯訪問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來到莫斯科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以下簡稱杜布納研究所），和那里的中國科學家進行了一次長談，講到蘇聯專家撤退后各方面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難，在不利的國際條件下，中國只能靠自己努力建設國家。這次談話給周光召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甚至是難以言說的震動。他了解到黨中央發展核武器以加強國防建設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決定放下手中的研究回國。

周光召組織在杜布納研究所的20多位中國科學家討論了當前的局勢。在這種形勢下，作為一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怎么辦？大家的觀點基本一致，那就是作為中國的科學家，一定要為中國的富強盡自己的力量。會議起草了一封致二機部領導的聯名信，他們在信中要求回國工作：我們時刻準備放棄我們的基礎研究，接受國家交給的任務。

周光召還和何祚庥、呂敏一起找到錢三強，請纓回國參加“實際工作”，并請他向二機部領導遞交聯名信。錢三強為這些有志青年感到高興和自豪，答應努力促成。錢三強先親自開展情況調查，找了中國駐蘇使館人員和中國學者談話，詳細了解了周光召的業務能力、工作成績、思想志趣等方面的情況，最后作出判斷說：“這是一位少有的、在理論物理方面功底十分深厚的杰出人才，我無論如何也要促其實現心愿。”錢三強接著從莫斯科拍電報給劉杰：“我認為周光召較適宜九局理論組，但需在國內解決調干問題。”回國后，他又親往北京大學做疏通工作，調動事宜終獲解決。

事實上，那時候物理學正處于快速發展的好時機，周光召正在進行許多重要的研究，做科學工作對他的吸引力確實非常大。1957年，周光召在杜布納研究所從事粒子物理的基礎研究工作，幾年內發表了33篇論文。周光召的突出表現，引起了歐美科學界的注意。然而國家的需要，使他在科學上走上一條不同的路。這位杰出的青年科學家就這樣突然從世界物理學前沿“消失”了。雖然要犧牲自己的愛好和興趣，去一個更艱苦的環境，但周光召為了國家義無反顧。

2004年，周光召在為“中國科大論壇”作首場報告時與青年學生暢談“選擇人生”。他指出，回顧百年來現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歷程，振興中華是幾代科學家共同的歷史使命，是追求中國社會不斷進步的動力，也是當代年輕人奮斗的力量之源。

（作者：劉曉，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

“東方紅一號”的機緣

趙九章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氣象學家、空間物理學家）

1964年，趙九章（后排左四）等與學生在一起。

趙九章被認為是開創我國衛星事業的奠基人，主持了衛星總體方案的制定和實施工作。更為關鍵的是，他在恰當的時機，向周恩來總理寫信倡議發射中國自己的人造衛星并得到批準，使衛星事業得到及時和順利的發展。

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震驚了世界，也觸動了趙九章對我國衛星事業起步的思考。他接連應邀發表講話、寫文章，積極宣傳發射人造衛星的重要性和深遠意義。1958年，國家領導人提出中國要搞自己的人造衛星。中國科學院成立581組，專門研究人造衛星問題，趙九章擔任副組長，并領導技術組。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趙九章感到，做自己的衛星不僅要有熱情，還要做許多實實在在的基礎性研究。1959年，衛星計劃作出了調整，改為以火箭探空練兵。趙九章組建了箭頭總體、遙測、雷達跟蹤等各方面的探空技術研制隊伍。經過幾年努力，各個領域都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特別是1964年10月，趙九章和方俊、錢驥訪問酒泉發射基地時觀看了“東風二號”的發射，以座談的方式討論了運載工具用于衛星發射的可能性。

趙九章對錢學森說，再過四五年，完全有可能在導彈的基礎上研制出可以發射100千克左右的衛星運載工具。而衛星研制方面，已有多年的預研準備，到時完成衛星研制也是有把握的。

趙九章認為，當前無論是火箭導彈的研制，還是衛星的預研，都做了不少工作，已取得很大的進展，現在提出由國家立項研究衛星是必要的、適時的，再不立項就會喪失時機。

趙九章幾次找錢驥、吳智誠交談，提出要起草一個報告，并明確指出重點說明衛星的國防用途，說清楚發射衛星與發射洲際導彈的關系。我國發展衛星要以應用衛星為主，衛星與發展新技術和現代工業關系密切。報告由錢驥起草，由趙九章逐字逐句修改，經過20多天幾易其稿，最后由辦公室呂榮成抄寫，趙九章簽名。1964年12月下旬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趙九章將報告直接呈送給周總理。

周總理收到趙九章的報告后，很快批示組織有關人員研究論證。現在看來，這份報告確實體現了趙九章的真知灼見，爭取在新中國成立20周年前發射人造衛星的計劃是可行的。

1965年，國防科委提出了發射衛星的計劃，明確衛星本體由中國科學院負責研制。在趙九章等人領導下，10天之內拿出了我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的方案設想和衛星系列規劃設想。1968年前，已基本完成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初樣星。

參與衛星研制工作的王大珩后來多次在會議上說，當年趙九章主持制定的我國第一顆衛星的研制方案和衛星系列規劃，既符合科學又切合實際，以后相當一段時期我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當初的計劃進行的。

（作者：劉曉，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

為“863”計劃點燃一根火柴

王大珩?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應用光學家）

“863”計劃四位倡議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

20世紀80年代，國內科學技術界有一個熱議的話題——迎接新技術革命和挑戰。那時候，美歐日蘇等都在制訂21世紀科學技術發展戰略計劃，以期搶占高技術橋頭堡，掀起新的科學技術競爭浪潮。

面對這種國際局勢，中國怎么辦？采取什么樣的對策？青年時代經歷過國家積貧積弱狀況的王大珩深感落后就要挨打，要始終站在科技的前沿，不斷創新，永遠進取，國家和民族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在有關部門組織的專家座談會上，有人認為我們國家目前尚不具備全面發展高科技的經濟實力，還是先搞一些短期見效的項目為好；等人家搞出來了，我們的經濟實力也強了，可以采取“拿來主義”，引進他們的成果，為我所用。

但王大珩卻認為，現在不做，到下個世紀就跟不上了。從他的言語中，能感覺到他的焦急心情，這的確是他親歷“兩彈一星”工程的經驗之談——我國應該采取相應的對策措施，迎接新技術革命和挑戰。

王大珩大力呼吁、逢會必講。他說，高科技研究通過集中力量、突出重點完全可以花小錢辦大事；高技術的東西，“有一點兒”和“一點兒沒有”大不一樣，這是戰略問題；要播下一顆高科技的種子，令它生根發芽，從而帶動其他方方面面的發展。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聯合王淦昌、陳芳允、楊嘉墀三位科學家，向國家領導人寫了一封建議書和親筆信，闡述了國家發展高技術的必要性。這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在這之后，國務院先后組織200多名專家調查論證，而后制定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并經中央政治局批準實施。“863”計劃由此得名。

“863”計劃實施后的情況，也是王大珩最為關注的，每當看到或者聽到計劃取得新進展，他的喜悅便由內而外流露出來。他尤其關注重點領域的發展，例如航天技術，從被列為“863”計劃第二主題，到提出載人航天建議，再到1992年9月批準載人航天立項，并明確載人飛船—空間實驗室—空間站三步走的發展規劃，這其中都有王大珩的努力。

而意義更為深遠的是，“863”計劃的實施推動了科技體制的革新，即充分發揮了專家的決策作用。王大珩以戰略眼光看待“863”計劃的實施，認為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而應把發展高技術作為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過，他幽默地形容自己，只是為“863”計劃點了一根火柴。

（作者：胡曉菁，系中國科學院大學高級工程師）

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華羅庚（數學家）

華羅庚在日本東京大學演講。

華羅庚十分重視與國際數學界的交流，改革開放以來，他多次到歐美國家訪問，并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等。他非常期待與日本數學同行的交流，希望能加強兩國的友好關系。1985年6月，華羅庚應日本亞洲交流協會的邀請訪日。雖然櫻花的季節已過，東京卻因盛放的繡球花增色不少。

6月12日，日本數學會與日本亞洲交流協會在東京大學理學部共同主辦歡迎會和華羅庚教授演講會，演講題目是《在中國普及數學方法的若干個人體會》。報告吸引了數十名日本教授和研究生。下午4點，華羅庚在代表團的陪同下，坐著輪椅入場了。日本數學會會長小松彥三郎致歡迎詞并主持。接下來的報告，華羅庚站著用中文談數學問題，當他發現翻譯無法精確地將數學術語翻譯成日語后，就向小松先生詢問：“能否用英語？”一開始他的聲音稍小，漸漸地來了興致后，他把拐杖扔到一邊，還時不時上下講壇。

華羅庚的演講回顧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工作，內容豐富，聽眾因他的幽默不時發出笑聲。他準備了投影幻燈片，第一張幻燈片上寫著“理論普及”。華羅庚在開場白中告訴大家，他的數學讓生產一線的勞動者都能理解。為了實際推廣數學方法，他走遍了全中國，據說經濟效益達到20億元，而他并沒有成為億萬富翁，“兜里總是空空如也”。

華羅庚說，要向勞動者推廣數學方法，用大學里那種方法是不行的，在教一種優選法時，他采用的方法是用香煙在報紙上燒記號，并很快找到最適合的值。這是他經過摸索找到的有效教學方法。

最后，華羅庚提出將經濟計劃方面的問題作為將來的課題，還提到1970年家中進了小偷，放在保險箱里的計劃經濟數學論文被盜，這是他兩年的成果，其后花費了許多時間才再次完成。

演講氣氛熱烈，不知是不是因為熱，他關掉投影儀，脫掉西裝，解開了領帶，時不時地捂住胸口。也許從那時開始，他已經不舒服了，但觀眾被他的口才所打動，都聚精會神地聽講，并未注意到這些細節。演講結束，觀眾致以熱烈的掌聲，華羅庚臉上浮現出滿意的笑容。

而正當主持人小松先生問“有沒有問題或意見”時，神采奕奕的華先生倒下了。他倒在講壇前沒有起來，臉色蒼白。隨后，他被送入東京大學附屬醫院急救室。然而，醫生回天無力，華羅庚當晚10時去世，這是他心肌梗塞的第三次發作。

華羅庚作為一位數學家，與數學相伴直到生命盡頭。小松彥三郎在給中國數學會理事長吳文俊的信中說，華羅庚的后半生，與合作者一起進行了中國產業和經濟的數學化，他對此表示深深的敬意。華羅庚曾向日本友人表示“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日本友人說，為了數學研究和新中國建設，他燃燒了生命。

（作者：劉曉，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

為國所需，“獻身”黃土

劉東生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第四紀地質學家）

1977年，劉東生在托木爾峰科學考察期間在帳篷外整理資料。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位于南京的地質調查所里，師從著名古生物學家楊鐘健的32歲青年研究人員劉東生，正在進行古脊椎動物研究。他一邊在中央大學系統學習生物學知識，一邊整理地質調查所的古脊椎動物化石標本，同時還利用業余時間閱讀古生物學經典著作。此時他已經發表了數篇論文，在古脊椎動物研究領域嶄露頭角。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劉東生對古脊椎動物研究產生了動搖之心。這源于1950年初，劉東生跟隨地質學、地球化學家侯德封奔赴東北參與探礦工作。在東北清原、磐石工作時，源源不斷的礦產信息接踵而來，劉東生從中了解到新中國建設對礦產的迫切需求。這段時間，他內心不斷斗爭、掙扎，最終，他決定放棄個人感興趣的研究，選擇為國家需求服務。1951年，劉東生被調往南京資源委員會礦產資源勘測處，后奔赴探礦找礦第一線，赴白云鄂博實地調查冰川遺跡，還參加了白云鄂博鐵礦狼山考察隊。

1953年，劉東生進入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他的研究方向還是緊緊圍繞國家之急、百姓所需。進入研究所不久，劉東生加入了水利部黃河梯級開發壩址考察隊，奔赴大西北，開展劉家峽到龍羊峽壩段的地質考察工作。

1955年，中國科學院組織了大規模的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活動，這次考察由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牽頭，劉東生參加了考察隊地質組的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記錄黃土標本，并分析黃土的物質成分、化學組成、礦物組成等。他在此找到了自己終生奮斗的研究方向——黃土環境研究。

在考察過程中，劉東生和其他組結合當地的自然地理情況進行相應的水土流失治理規劃，比如根據耕地的坡度不同，計算是否需要退耕、繼續種地的坡地，選用哪種耕作方式和作物等。劉東生得知，當地老百姓深受“黃土病”，即水土流失的困擾，而這需要研究黃土的成因、分布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劉東生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所在——黃土和農民的生計緊密聯系，和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研究黃土、發現和解決黃土里的科學問題，服務于百姓、服務于國家，正是自己一直追求的事情！

從此，劉東生開始以中國黃土為研究對象，孜孜不倦鉆研了數十年。他以“黃土是怎么形成的”這個基本問題為起點，對中國黃土分布開展大調查，利用新技術、新儀器分析黃土，提出了“黃土磁化率”新概念，不僅平息了多年的“黃土成因”之爭，更將中國的黃土研究推向世界，將其與全球氣候變化聯系起來。

（作者：張佳靜，系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教授）

（原載于《中國科學報》?2025-02-28?第4版?印刻）